他躺在冰柜里已经10年了,死的时候是42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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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躺在冰柜里已经10年了,死的时候是42岁。

2008年2月6日,他因「奥运安保」被抓进看守所,8天后死亡。

他年迈的老母亲至今都以为他还活着。

他是一个乐手,毕业于北京大学。

在公开场合,他的名字不再被他的乐队提及,换了乐手的乐队,目前仍活跃在大陆乐坛。

他的很多朋友、同学不能公开纪念他,对他的死讳莫如深。

他的名字被中国官方网站屏蔽,他叫于宙。

1966年5月20日,于宙出生在中国东北松源的红旗农场五队,也叫七家子,位于前郭尔罗斯蒙古自治县,隶属于吉林省。

小时候于宙就比一般孩子傻,于宙的姐姐于群介绍,「他个子比同龄孩子高,但有孩子打他,他也不会还手。 我替他报仇,找机会把那孩子给揍了,他还不领情,说你打他干嘛呀? 稍大一点的时候,村里有人家宰牛,他还会为牛哭起来,我们那时都笑话他。 他还木呆呆的,吃的啊玩的啊,什么事都不往前抢,也不争,那时候东西少......」

11岁时,于宙全家搬到了长春农安县。 1985年,他考上北京大学西语系法国文学专业,他是当地的文科状元。

当于宙带着少年的文学梦想来到北京时,北大作为精神意义的象征,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
五十年代北大的院系调整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,文革时期的大字报、打老师,及后期「梁效」(即「北大、清华大批判组」的化名。 ——注)的「批林批孔」,使北大学人的尊严早已丧失殆尽。 1986年开始肃清「资产阶级自由化」,那之后北大的自由,就更多体现在男女交往的随意,及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自由涌进了。

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离经叛道让学生们兴奋不已,追求个性解放的文学艺术当时成为主流,先锋的、实验的文艺演讲在北大到处都是。 于宙从不激烈地反对什么,他的口头禅是「我是农村人,不太懂」。 当时也在北京上学的姐姐说,「他不愿故作高雅,所以才强调自己是农村人。 其实我父母都不是农民,我父亲农大毕业,我母亲是小学老师,我家有非常多的外国文学书,也是因为他看了很多书,才想到北大学法国文学的。 」

当大家想着将来干什么、怎么发展时,于宙吊儿郎当,找女孩谈谈恋爱,或者弹弹吉他。 一些在别人看来很不现实的东西那时就开始困扰他了,他当年的一段诗留下来:

走啊走

走到一个大门口

推开了门

往里面看

里面什么都没有

「一点诗意没有」,多年后他妻子回忆,「但吓了我一跳,修炼后我才能理解它。 」

1989年,北大学生的政治热情开始高涨,他们希望中共能够在内部改进,能够更加民主、自由。 临近毕业的于宙,和大多数学生一样,该去的地方他都去,三角地看小字报,游行,天安门广场也去了,「总是要去支持的」。 但他对国家大事没有热情,也不喜欢政治,6月4号之前他就趁乱到农村玩去了。

毕业时国家安全部曾去他们系挑人,政审,于宙不想去:「祖宗八代都查,那不就是当特务嘛。 」最后他选择到北京外文局当翻译。

外文局是中共对外宣传的喉舌,他所在的《北京周报》法文部就是周恩来亲自命名的。 于宙喜欢奥林匹亚打字机的声音,「像音乐一样悦耳」,但翻译中共领导人的讲话让他厌烦。 当时如果想挣外快,还可以加班翻译《邓小平文选》。

工作之余,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经常搓麻玩牌,那是六四以后严酷的政治气氛中,最为放松的流行娱乐了。 于宙不会搓麻,大多时间就是拨拉一把吉他,有时和朋友褚福军等聊聊文学。 (褚福军,又名戈麦,北大中文系毕业的诗人,当时在外文局工作。 ——注)

1991年,褚福军负石块自沉万泉河,这让于宙很有感慨。 他后来说,如果没有真正的信仰依托,沉浸在纯艺术里的人生其实也是没有出路的。

在北京城的于宙,执着地想念着他出生的地方,他经常闪着单眼皮的小眼睛,孤独地吟唱:

总是在梦里,

又回到老地方......

他出生的地方只有几十户人家,家家都敞着门过日子,不太担心丢东西,东西被偷也知道是谁干的。

他说起村里的芦苇塘,里面有大天鹅,叫「长脖子老等」,「没啥稀罕的,北京也会有」。 有一次,在北京一条发臭的护城河边,他坚持说不远处的石头上,站了一只「长脖子老等」。 朋友和他打赌,走过去一看,果然不是,一个灰色塑料袋缠在了水泥浇灌的石头上。

多年后他回老家找,也没看到一只「长脖子老等」,他喜欢的东西都消失了。

不能适应机关生活的于宙总被领导「谈话」,最严重的违纪是:没有经过申请,他就和外国专家私自接触。 领导也没把他咋样,他倒是决心自动离职了,那时候,和他一起进外文局的同事,靠翻译《邓小平文选》,农村老家都快盖上房子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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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1年于宙从外文局离职下海,当时也不是想挣什么大钱,他只是想换一种生活。

「我们都认为他没有做生意的头脑,有时还缺心眼。 」一个北大同学回忆,但出乎意料,他挣了大钱,「他是头一个用手机给我打电话的人,我记得太清楚了,因为那时候大家也只有个数字呼机。 我能在电话里听到呼呼的风声,他在街上给我打电话! 那年代,不可想象啊。 」

拿着砖头一样的「大哥大」,叼着雪茄,于宙成了一个「倒爷儿」,前呼后拥,每天都是饭局,然后带客户到酒吧唱卡拉OK。 他经常唱《凡人歌》:「你我皆凡人,生在人世间,终日奔波苦,一刻不得闲。 既然不是仙,难免有杂念,道义放两旁,利字摆中间。 」

开始还牛哄哄的他很快就感到痛苦了,那段日子后来被他唱成了摇滚:

钱是好东西

名是好东西

可是除了名和利

在人群之中又能得到什么东西!

为何不逃离

能不能不去......

他对妻子说,不想做生意了,「我想干自己喜欢的事情」。

常去的酒吧里,一对驻唱的北漂歌手吸引了他,他羡慕不已:像他们那样生活多好,不用花钱唱歌,还能挣钱! 几年后,他与这对北漂的小娟和黎强夫妇组建了民谣乐队。

他要搞音乐,1994年从北京饭店撤了出来。 他的同学再次吃惊:「居然又玩上摇滚了,于宙连谱都不识! 」不识谱的他靠录音机写歌,脑袋里一有了旋律,马上就打开录下,找乐手排练、演唱。 他参加各种聚会,与各种人接触,每天都好像要出去找什么,然后是每天都找不到。 他写的歌也没人能理解:

当我发现自己的时候,

正在跟着人群往前走

............

再回头看看我的所有

面对死亡就是一堆垃圾

可我还没有找到什么东西

能让我投入心甘乐意

他总是不合时宜,他的同学说,我们不懂他。 他不爱说话,心里有主意,不太和人说心里的想法。

折腾了两年,于宙最后否定了他所有的摇滚作品,他认为音乐「不应该是宣泄」,而且,摇滚圈里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儿也让他越来越疏离,他说,「我心中是有净土的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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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7年于宙接触了法轮功,刚开始就发生了奇迹。 当时他腰间盘突出,连几斤重的米都拎不了,看《转法轮》不到一个月,他就能背一个人上六楼了。 但这还不是他要修炼的根本原因。

他兴奋地告诉朋友:「我有师父了! 我知道生命的意义了......」

不是所有人都关心这个。 他笨嘴拙舌,说话又慢,被抢白一通后,也就默默地给侃侃而谈的朋友们端茶倒水了。 他不气恼,也不辩解。 他的真诚和孩子气,让习惯了插科打诨的朋友们也不忍心嘲笑他。

在一个小本上,他工工整整写了这句话:你是否正确不重要,重要的是你要对人好。

还有一句歌词后来被发现:

当我发现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

我决定与它和平共处

他写字一笔一画的,他学不会连笔字,潇洒不起来,以至后来在CD上给粉丝签名,也笨拙得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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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捞出来,洗干净」,有一天夜里打坐后,于宙说:「真正的觉者,是能为真理而赴汤蹈火的。 」那是1999年初,于宙妻子回忆,当时他表情肃然,像小学生一样,手放在自己的心口。

1999年7月20日,法轮功被中共定为「×教」后,全国各地有大量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。 很多外地学员在于宙家有过短暂的停留。 于宙带回了搞计算机的黄雄来家里交流,吉林大学数学系教师沈建利和她二岁的女儿格格、工程师云庆彬夫妇和他们的小儿子、大连轻工学院的陈家福等等,都在他家住过。 武汉的彭敏那时也偶尔到他家洗个澡,晚上彭敏在菜市场的摊位上睡觉。

于宙有时开车把学员送到天安门,然后到乐队排练。 晚上演出后,有时会往家拉违禁的书和数据。 有一次,他拉了一后备箱的《法轮功》,到家后说:「我害怕,总感觉警车在后面呜呜跟着。 」但下一次让他去拉书,他还是毫不犹豫。

那时他家最多一次住过五六十人。 警察来了,抄家。 人不断被抓走,被拘留、被判刑、被劳教。 于宙也被拘留了两次。

2001年4月,彭敏死了,22天后,彭敏的母亲也死在同一家医院。 看到消息后,于宙异常严肃,对妻子说:「将来我们两个不管是谁,如果是因为修炼而死,另外一个人一定不要难受。 」

不久妻子被判刑5年,罪名是「利用邪教组织迫害法律实施」,那次如果不是于宙出去排练,也会一同被堵在家里的。

Last modification:February 6th, 2020 at 11:21 p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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